【书名与作者】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以下简称《遗忘》），2014年7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新世界版”）。《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年8月优秀畅销书榜（社科）第6本；“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敬”—— 2014年度中国深圳第15届读书月被评为100本里第61本。历史研究是没有国界的。《遗忘》内容4部分19章，有前言、后记和引文注释，336千字，是西方学者标准的学术史著，观点和结论均基于考证过的可信的档案、新闻、文学和史著等原始文献（以下简称“史料”）。

阅读一本书，首先要弄清楚作者。《遗忘》的作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教授，现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2014年45岁了，他说自己“不是江湖传闻的38岁”。不过，他38岁那年确实成为牛津大学那年最年轻的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终身教授，是继“费正清、傅高义、史景迁之后的西方新生代中国通”，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可不是江湖传闻。2007年，他创办了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2014年升格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成为西方汉学界权威研究机构之一。他撰写了《东北神话：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抵抗与通敌》《痛苦的革命：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斗争》《二战期间国民党对中国人民的分类》等多本学术性中国论著，在西方很有影响。他在牛津大学学中文读历史，通读中国历史且熟谙中国近代史，与中国接触已达26年，在东北呆过7个多月，博士论文谈的是“九一八事变”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影响。他敬仰司马迁，知道司马迁在著述《史记》之前，“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实地走访了大半个中国的历史，他说：“我的足迹可比司马迁还复杂、辽阔。”

【版本与译者】

《遗忘》，拉纳·米特用了10多年的时间付之梨枣，2013年9月由英国艾伦莱恩出版社出版，书名为《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中日战争 1937-1945 为生存而战》），即引起强烈反响，连续7个月雄踞亚马逊“历史·中国”畅销书榜首。同年10月，美国霍顿米夫林哈科特出版社出版美国版，书名为《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被遗忘的盟友 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7-1945》），当选为《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的“年度必读图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拥有20多个国家的版权，其经典性、权威性、可信性、可读性自不待言。

《遗忘》，英国版、美国版为什么书名不同，拉纳·米特这样说：

历史书要努力体现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思。如今，基于二战历史的全球化，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人们所谈论的不再仅是一场关于某个国家的战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应在一个相互关联的语境中理解那场战争。这需要结合不同国家读者的阅读倾向。对关心历史的英国读者来说，只要将历史要素充分展现在书名里面，帮他们回忆起历史就可以了。而在北美，特别是美国，《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书名显然是精心挑选的结果。美国人有一种倾向，只喜欢读跟自己国家有关的历史。我想借这本书提醒美国读者，在大约70年前，在那场他们为之奋斗的最重要的战争里，中国是他们重要的盟友。这在当前中美关系起起落落的当下尤为重要。翻译回中文的时候，很有趣，我们决定用和美国版同样的标题。首先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另外，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忘记了自己是英美的盟友这一事实。

两边都在遗忘，两边又都在唤醒记忆。

《遗忘》，2014年的6月，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以《被遺忘的盟友》书名出版（以下简称“远见版”），译者是林添贵，审订刘维开，导读张作锦。推荐评论：齐邦媛（《巨流河》作者）：“这本书简直是我的知音！抗战八年是中国存亡的大关键，也是我所记得中国人最有骨气的时候。终于有西方权威学者从客观的、学术的角度，写出了当时中国真正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历史的公道。”入江昭（Akira lriye，哈佛大学美国史荣誉教授）：“这是对中日战争（1937-1945）最上乘的研究，以任何文字写作而言它都不负此誉。它包罗广泛、研究透彻，而且客观……对于有心了解中国如何影响今天世界的人，这是非读不可的一本书。”《经济学人》：“《被遗忘的盟友》讲的是中国的抗战经验、现代中国意识的起源，以及将会影响二十一世纪亚洲的一段关系之根源……”《卫报》：“米德把战时叙事很重要的部分回复到恰当的位置，并以人道精神和大智慧去叙述精采故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者都应感谢他……这是最好的指引。”麦可尼尔（J.R.McNeiLL，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大家总是容易忘记，中国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已和日本苦战多年，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牺牲了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人的生命。读完本书，你将清楚记住中国痛苦求存的容貌。全书故事节奏紧凑，充满洞见，是最上乘的历史佳作！”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Platt 《太平天国之秋》作者）：“扣人心弦的纪实历史之作！权威、史诗、生气蓬勃，透过中日八年抗战的观点重新理解中国的最好触媒。”

美国学者葛雷·库萨克（Greg Cusack）读后深受感动，在《观察者》撰文说：

身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深知十九世纪，在西方势力的反复欺凌下，中国这屈辱的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但在翻阅这本书之前，我没有意识到，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为西方国家的盟友，遭遇如此悲惨。

张作锦说：葛雷·库萨克建议，“这本书在美国应列为国民必读书目，因为此书可以事半功倍地帮助美国公民了解二战时中国所做的卓越贡献，了解当前变化莫测的中日紧张局势，以及中国为什么不信任西方。‘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政府偶尔会让西方觉得“过于张扬”，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依然希望中国“牢记自己的位置”，并且像从前一样对西方百依百顺。’”“如果《被遗忘的盟友》在美国应列为国民必读书目，那么在大陆呢？在台湾呢？凡是中国人者，都应一读，好给自己增一些警惕，长一点志气。”

新世界版《遗忘》译者为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审校聂洪萍。权威推荐：国际问题专家 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新政治家》、《外交事务》、《观察家报》、《南华早报》、《每日野兽》、《柯克斯书评》、《经济学人》、新华网《暸望东方周刊》、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深圳卫视《决胜制高点》节目主持人朱克奇、长城抗战网总编贾元良、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北京外交智库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和静均、抗战研究专家 《1944：松山战役笔记》作者余戈。

92高龄的亨利·基辛格读后感是：

拉纳·米特的新作《遗忘》非常成功，它描绘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史，以及战争如何促使现代中国崛起。这本书揭开了行将被人遗忘的历史记忆，为人类史料的丰富和完整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2014年3月，拉纳·米特致中国读者写道：

对于本书的中文版能够与你们见面，我感到十分荣幸和愉快。西方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知之甚少，而我创作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让他们了解那段悲惨的历史，并为他们展现中国的转型历程。我希望你们也能从中学到一些新鲜、有趣的知识。此外，我还希望你们能从一位西方学者的角度去发现并了解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性。

我在这本书上化费了许多心血，极力呈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那段时期。我衷心地希望你们能喜欢它，也希望借此激励你们收集更多有关抗日战争的史料。

海峡两岸《遗忘》诸位译者，尊重两岸研究学者和一般知识人（以下简称“读者”）的传统语文阅读的不同习惯，译成中文，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阅读他们的译作，都是一种享受。更值得称赞的是两岸译者都将《遗忘》引文注释一一译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读了，哪得不首肯！

【阅读体会】

一、治学作风

缪启愉说：“写书或写文章，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作风。一种是轻浮的作风，自己头脑空虚，又不肯花力气，东抄西袭，拼凑成文，甚至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一种是踏实的作风，自己有所感和有所见而后写书，言中有物，自出心裁，而踏实尽然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必然严肃认真，所以不东抄西凑，就是引用他人资料，也一定交代出处，不掠人之美。”《遗忘》就是后一种踏实严谨的治学作风，实地走访，遍查、详尽“占有”档案馆、国史馆、图书馆、纪念馆解禁的史料，从事实出发，通过思考验证加以总结提高，升华为精华，适当地叙述出来，告诉世界，告诉那些遗忘的国家，具有体裁创新和综合性质。不是对史料的缀辑与拼接，不是在史料堆里东抄西抄，更不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随便下笔，而是具有多方面多类型的调查、验证基础的。拉纳·米特说：“实地走访的好处是增加感性认识，听到很多民间传说。当然我不是那种信任道听途说的人，我会去档案馆找资料，反复查实、核实”，“好多城市档案馆提供的便利条件，让我大受其益”，“十分感谢各地档案馆同仁、馆员之协助，它们是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特别是马振犊）；纽约的联合国档案馆；伦敦的公共纪录处（即国家档案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以及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的国家档案馆。我尤其感谢获准引用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尚未出版的《蒋介石日记》。Bodleian图书馆的David Helliwell一直是最清楚资料来源的宝库，也一向很有办法协助找经费购买新材料。”

《遗忘》援引的史料，用档案编研工作的术语概括：抄纂型的，如《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英国海外政策文件》、《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各类情况统计》（四川省档案馆）、《史迪威日记》、《周佛海日记》、《程瑞芳日记》、《魏特琳日记》、《费吴生日记》。编述型的，如《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著作型的，如《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人类灾难与社会转变（1937～1945）》、《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饶家驹安全区：战时的上海难民们》、《目击大屠杀：美国传教士见证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期刊，如《民国档案》、《云南档案》。报纸，如《字林西报》、《北华捷报》、《申报》、《中央日报》。

《战争与和平》作者托尔斯泰说：“在我的小说中的任何位置，历史人物都是可以演说和行动的，我没有创造资料，而是对资料进行了利用，在我的创作过程中这些资料形成了一个图书室，我觉得无须在这里将这些资料的名称一一列出，但我可以随时给出参考文献。” 《遗忘》引用他人的资料860处，拉纳·米特一一标明出处，交代方案清清楚楚，而且忠实地保留原文，不擅改一字，可见拉纳·米特治学之严谨。

二、写作态度

众所周知，史著写作技巧决定于写作态度，写作态度决定于读者对象。拉纳·米特在2014年8月22日就新世界版《遗忘》在上海与读者、媒体见面并与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张维为教授座谈时，朴实说理，观点中肯，说：

各国、各地有不同的“抗战史”。日本有15年战争的说法，在东北，战争从“九一八”开始打了14年，对全中国而言，卢沟桥事变才是开端，所以抗战是8年。在伦敦，人们强调丘吉尔首相、强调英法德之间的冲突，在美国，人们强调太平洋战争——大多数西方人曾觉得中国的作用无足轻重，但现在他们的看法正在改变。此外，陪都重庆、沦陷的上海、被屠杀的南京、红色的延安等等，每一个城市的抗战历史都不同。它们不一样，但也不冲突，都是抗战史的一部分。这是我写《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这本书的原因。我希望能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抗战。

关于中国抗日史，西方人为什么会知之甚少，被遗忘被抹杀被掩埋。原因是什么？拉纳·米特说：

1949年以后，红色中国在西方世界眼中成了无法与之对话的庞然大物，站在对立面的共产主义阵营中，而日本成了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同盟。美国必须把日本培养成对抗苏联、中国威胁的盟友，因而有意忽略了日本过去的罪行。而中国在二战后陷入国共内战，没有把日本的战时罪行公之于众；战争结束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需要日本来反对对方，都需要日本作为贸易伙伴，因此没有要求日本道歉或赔偿。

西方国家与中国大陆、台湾都有责任。

2014年8月25日，拉纳·米特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强雯采访时说：“我想还中国历史一个清白”，全视角补正中华民族八年抗战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1、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中国而非欧洲；2、抗战让中国付出高昂代价；3、南京大屠杀源于日军的愤怒；4、西方人很少知道的重庆大轰炸；5、战后大国交易显现出对中国的“轻视”。

依据把历史的真实内容还给历史这样的写作态度，其写作体例必然是记事的体裁，而不是高谈阔论。正如钱锺书所说，以“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的思想，其写作技巧必然是浅近平易，使读者容易接受。《遗忘》的写作也确实如此，写作态度严肃认真，每个章节“起承转合，无不毕具，洵简劲之至”，即起伏照应、紧密，一意贯注，词修而意远，而句法简洁、没有长句套长句，言辞表达朴实明爽，实录无溢美，没有一句转弯抹角，或者意义含糊不清。说理不厌其详，却也清楚明快。

三、注重细节

获得史料里的细节，运用好史料里的细节， 拉纳·米特做得非常出色。他很注重细节，以小见大，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注重细节的做法是史著不同于其他学术论著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历史中的一个细节往往比一大堆空洞的评论更能说明问题。但并不是每个细节都很重要，能否抓住关键性的细节，就要看作者是否有很敏感的问题意识，即通常所说的“史识”。

例一：

拉纳·米特如何援引毛泽东著作，请欣赏新世界版《遗忘》第2章第1节《统一中国之战》中的片段：

毛泽东于1893年出生于华中地区湖南省韶山市的一个村庄。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蒋介石为人冷漠、高深莫测；而毛泽东给人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他灵活多变、开朗外向、热情洋溢。蒋介石很少与人谈笑风生，而毛泽东则喜欢与朋友和访客高谈阔论。毛泽东始终在寻找一个能够展现自我的更大舞台。对于旧式的思想和行为，他极为轻视，认为它们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年轻时，他曾经不无愤怒地撰文，抨击包办婚姻的传统。他在文中写道：“中国的父母都是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最能够反映毛泽东年轻时性格的是他的个人锻炼计划（“全身一起一蹲，蹲时臀跟略接，三次。”），该计划的目的在于磨砺自己的身体与意志，成为振兴中华的栋梁之材。60年后，即1966年，正是出于同样的想法，毛泽东公开游泳横渡长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纵观其一生，早年与父亲的不睦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极大影响。毛泽东的父亲思想保守，是一位富有农民。两人的冲突最终促使毛泽东离开家乡，开始从事政治新闻工作。毛泽东深受中国古典书籍的影响，熟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传奇著作，其性格中充满英雄浪漫主义情怀。他矢志不移地追寻强国之梦，与蒋介石不同的是，他主张彻底“改天换地”。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开展一场全面的社会政治革命。

文中从“全身一起一蹲，蹲时臀跟略接，三次”和“中国的父母都是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的两个细节写起，写得极致，读者读得有兴趣、读得懂、有收获。这两个细节，都是《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体育之研究》、《赵女士的人格问题》两篇著作约7000字里的两句。拉纳·米特无疑需要把毛泽东著作全面地阅读，整体地领会，才能将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的平常的思想情感细节，挖掘出不平常，以涓细日常的写真，再现一个有性格、有志向、可以理解、可以认识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孙犁说：“写传记，首先是存实，然后才是文采。”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历史的第一个任务是再现生活；第二个任务——那不是所有的历史家都能做到的——是说明生活；如果一个历史家不管第二个任务，那末他只是一个简单的编年史家，他的著作只能为真正的历史家提供材料，或者只是一个满足人们好奇心的读物；担负起了第二个任务，历史家才成为思想家，他的著作然后才有科学价值。”

《遗忘》援引毛泽东语录有20多处。如“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 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又如“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敬恳严令廿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

例二：

拉纳·米特是如何挖掘出《周佛海日记》中鲜为人知的故事的？杨豫说：“日记是更为可信的史料，因为这类史料的作者并不在乎未来的利用者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往往记载了作者与他人的讨论和做出的决定的真实过程，有时还记载了当时的内心思想活动。日记是一种重要的原始史料，记载了作者自己对亲身经历和目击的事件以及他们对这些事件的思考和主观上的反应，更能揭示作者的性格和观点。记日记往往有多种多样的目的。有的纯粹是为了满足观察和思考上的享受，同时又不受小说、诗歌、剧本和电影等形式的约束。利用者只有读过他的日记以后才能真正了解这位人物和那时社会情况。”拉纳·米特在《遗忘》第4章第2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根据《周佛海日记》写道：

不仅仅是美国人劝解蒋介石要谨慎行事，后者的许多同僚也同样如此告诫。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里，汪精卫费心费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想办法避免与日本开战。此时，他建议蒋介石不要将冲突升级。另一个主张忍耐的声音来自周佛海。1937年，周佛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才爬到这个位置。周佛海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但很快就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即便如此，他还是跟很多杰出的中共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中共创建人之一陈独秀于1937年8月从国民党监狱获释时，周佛海是最早前去探访的人之一。然而，在“黄金十年”期间，他的政治主张更多地和汪精卫联系在一起。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这两个人的结盟对他们以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7月7日战斗打响之后的几天里，周佛海正在赶往庐山与蒋介石会面的路上。到达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即便感受到了庐山的紧张气氛，他仍然奢望事情可以尽快和平解决，他甚至在欢洽的气氛中参加了由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举办的宴会；虽然在7月17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到抵抗的问题，但会议似乎没有表现开战的意愿，“发言者七人，均无多精彩”。他记录称，他第二天就听闻日本的驻华大使川越茂已经在跟中国外交部交涉，试图缓和局势，将冲突界定为地区性事件。他写道：“以情形测之，或不致扩大欤。”

周佛海也借此机会在庐山问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和林伯渠，他第一次认识他们还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的翻云覆雨把周佛海变成了与共产党人不共戴天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忠实盟友，虽然现在周佛海和“老朋友”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但即便是曾经有过的友谊也无法消除他们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周佛海希望战争晚一点爆发，哪怕只晚一小段时间也好。（新世界版《遗忘》第81-82页）

文中引用了《周佛海日记》1937年7月14至20日的7天日记：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布雷处略谈。旋公达来，同至耿光处午饭，并至美国学校及九十四号访友，即于九十号晚饭。九时返寓，与力子、布雷、沧波、鹤皋谈至十二时始寝。闻北方当局对日有屈服消息，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

七月十五日  星期四

七时起。见客六人。饭后午睡片刻。公达来，谈至三时。出外散步，遇张君励〔劢〕，谈教育问题。晚未出外，与布雷等闲谈。

七月十六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赴图书馆参加第一次谈话会。首由汪先生对政治问题作一引论，旋由张君劢、曾琦等发言，对宪政等问题有所陈述。十一时散会，与汪先生及公博、希圣、思平等谈北方情形。十二时应蒋、汪二公之宴。汪先生述欢迎意，由胡适作答。一时半返寓。见客四人，淋浴后赴君强处晚饭。九时返，由〔与〕布雷略谈。十一时就寝。

七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旋出席第二次谈话会。首由汪先生报告数年来外交情形；次由蒋先生报告芦沟桥事件及中央方针，内容为应战而不求战，故不辞和平解决，并提出最低条件三项。^①发言者七人，均无多精彩。十一时散会。赴天翼处，谈至下午五时半始辞出，所涉范围甚广。晚与沧波、布雷、鹤皋闲谈。十二时寝。

①蒋介石讲话称：“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  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他提出四项条件（日记记为“最低条件三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七月十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赴布雷处略谈。旋公达、公展来。饭后午睡，三时半始起。见客五人。旋力子先生来，谈至七时，饭后始辞去。晚见客二人，中一人为邵鹤亭，谈此训练感想，所得颇多。本日闻川越^①送备忘录于外部，^②述二点：一、请中国勿过分刺激日本国民之言动；二、勿阻碍华北事件地方解决。以情形测之，或不致扩大欤！

①川越，川越茂。时任日本驻华全权大使。

②外部，即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旋出席政治组谈话会。十一时散会返寓。饭后略睡。二时半希圣来，略谈，同往访共党首领周恩来、^①林伯渠，^②十年前老友也。相见唏嘘，不胜今昔之感，相与详谈政策转变之意义及经过。五时半返寓，与希圣谈共党将来，决定其不易维系也。晚与布雷、鹤皋闲谈。九时即寝。

①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庐山，与国民党当局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再次进行谈判。代表团成员有秦邦宪和林伯渠。

②林伯渠，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七月二十日  星期二

七时半阅日大使致外部觉书及我国复文，^①和平似未绝望也。九时参加教育组谈话会，发言者十余，无特殊高明见解，惟邵鹤亭所谈，可谓能见其大。十二时返寓。午饭甫毕，忽蒋公馆来电话，谓蒋先生约吃午饭。时大雨如注，冒雨而往，座有岳军、希圣等人。三时返寓，午睡一小时。与布雷、鹤皋闲谈。蒋先生下午已下山，余定后日飞京。七时应陈诚、张厉生之宴，稍坐即返。晚与布雷、鹤皋闲谈。十时就寝。

①1937年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面提备忘录（即复文）：“现在我国政府愿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两方协定一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

拉纳·米特对周佛海日记的引用，的确给读者全新的感觉，没有“剪刀加浆糊”、“复印机加电脑”。这种引用没有史学素养是写不出周佛海内心生活——包括情感起伏和心理变化来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引导读者将史实牢记在心，还将《周佛海日记》读下去，还将《遗忘》读下去。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新生命开始之日。

七时半起。南女中^①刘校长刘蘅静来见，说及“以后恐怕见不到厅长”一语，几至泣下。余慰之，相对凄然，亡国之初兆耶！希圣谒汪回，谈德大使陶德曼正式提出调解方案，^②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德使且谓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其言甚诚恳。蒋介石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宗武来，详商今后政治出路。下午赴天运家一行，亦有生离死别之感。晚，天鸥、遂之、轶群来，商教厅交代办法。烦甚，饮酒颇多，头痕欲裂。十一时寝。

①南女中，即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

②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和孔袢熙，送交日本的诱降条件，内容为：一、内蒙自治；二、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天津铁路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并在华北建立一个亲日政权，而经济上，“战争爆发以前开始的关于让与矿产的谈判，必须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三、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四、停止反日；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侨权利。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六时起。送天鸥等动身。重雾笼城，天昏地暗，此别不知再会何日，相对泫然。王秋平来，谈各方情形，并略商今后出路。并谓：刘湘谓蒋先生以若辈为小孩子，国家大计均置于个人腹中，决不提出商讨，且不表示，但若辈自视并非小孩，何以蒋介石先生如此对待？言下深致不满。日来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后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今日决仍继续，因将数日未记者补记。候淑慧船到，拟往迎接，因赴五台山村小坐。电家，知淑慧已由芜湖乘车来京，赶回相见，握手吹嘘，并互为安慰。饭后偕淑慧绕市内重要街市一周，并至天运家，话别后情形。十时半返家，与伯粹、君强、芷汀，商动身办法。一时半就寝。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九时起。闻天翼来，未晤为怅。布雷旋来，谈侍从室移地办法。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下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并留其暂勿赴汉。视淑慧摒挡行装，心乱如麻。十二时赴贺衷寒家午饭，并会同谷正鼎、刘建群，再商青年团政治纲领。三时返家，淑慧外出。闻慕尹曾来，未晤甚歉。晚与君强、芷汀、伯粹痛饮解愁，并赴天运家闲谈。十二时返家。家耶？将离家而去矣！狂风大作，如鬼哭神号。记李自成犯京时孝陵^①夜哭者，此狂风恐亦亡国之兆也。悲痛曷极！

①崇祯十七年（一六四五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之墓，在今南京紫金山麓。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闻德国调解失败，焦灼万端。命运已定，无法挽回矣！未知吾辈死在何处也。未散会即先退。访江苏流亡校长，并至棣华处。旋与宗武、思平、希圣一同午饭。饭后讨论时局，谈四小时。群觉束手无策，闷苦不堪言状。五时返寓。闻淑慧上午来电话，病稍慰〔愈〕，心为之安。当电长沙谈话，商迁居。甘乃光、罗君强、陈芷汀来，谈一小时。晚赴刘宅。十二时返，缄文白等。

拉纳·米特引用周佛海这4天的日记，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播迁前后的周佛海——如何消沉。

内部人士要比报纸读者更早得知此消息，位于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政府办公室内的周佛海便是其中一位。11月13日，周佛海遇到蒋介石的政治秘书兼撰稿人陈布雷，后者告诉他政府很快会搬迁。周佛海最怕的就是政府在军事失利之下分崩离析。他在1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新生命开始之日……日来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后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周佛海找到了少数几样可以让他暂时忘掉痛苦的东西，其一便是酗酒。饮酒一直以来都是周佛海的嗜好之一，因此，他在等待首都沦陷的时候格外放纵自己。有一天晚上他听到屋外狂风大作，在烂醉的模糊意识中，这个声音让他联想到了明朝在17世纪中叶落入北方入侵者之手时那阴风肆虐的破落景象。在他和妻子打点行李，准备逃往450公里之外的武汉时，周佛海感到自己就像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义和团践踏首都时外逃的清朝老臣一样。周佛海出生于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所以他很自然地就会想起这些历史典故。但这一次的入侵所造成的灾难，其规模要远甚于他的前辈所能想象的。（新世界版《遗忘》第100页）

杨坚说：“好的引文是文中的钻石。至于错误累累的引文，那就不过是一堆砾石罢了。读者有理由因此怀疑著作的质量。为什么？‘文且未亨，理将安托’嘛。”“不要以为引文上的差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一部著作的学术声誉是离不开这等‘小事’的。”

平而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