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口述） 张晶晶（整理）

整理者言：每天清晨六点，晨曦微露之时，上海交通广播（FM105.7）的主播李强已坐进虹桥路广电大厦的直播间，用一口流利欢畅的京味普通话，通过电波向刚刚苏醒的城市说早安。

北京人李强在上海做主持人已十年有余，目前担纲的节目有上海交通广播的《早安，上海》、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名医话养生》、《名医大会诊》和东方购物频道，并经常现身于多档综艺节目中。作为一个靠嘴皮子吃饭的名主播，他能在三分钟之内把听众逗得哈哈大笑，但他的本事又绝不限于插科打诨，他涉猎的知识门类庞杂广泛，对历史和宗教尤为关注，常有独到见解。比如他最近在构思写书，一本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一本是《西游记》的另类解读。他自言是个性格分裂的双面人，时而风风火火，极其外向，时而又离群寡言，独处思考；他在上海体验过三十多种职业和各种类型的住所；他爱探险，旅游的方式也与常人不同……朋友都说，李强这人挺神的，他做出任何古怪的事都不足为奇。

2015年是这个“神人”和“怪人”的第三个本命年，18岁来上戏读书，从此扎根上海，他在京沪两地渡过的年华刚好对半开。也许总有人让他比较两座城市，所以不等我发问，他就抢先一步说：“我喜欢上海，我爱北京。”

阴差阳错做主持

中学时代我就对媒体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时曾在《北京青年报》旗下的《中学时事报》任学生通讯社社长——骆新、那威和许戈辉都是学通社的前辈。我在任期间策划并参与了很多重大的选题，如邓小平去世时做的《人民心中的邓小平》和《走进戒毒所》、《关于青少年与中国保险业的话题》等在当时都属于独家报道。1998年，我参与中央电视台、内蒙古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白桦林》，此片后获2001年中国彩虹奖（全国对外宣传电视节目中最具权威性的奖项）二等奖。

高三那年，我妈妈在去菜场的路上看到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编辑（主持人）专业的招生广告，一看这专业挺对我路的，就给我报了名。我顺利通过了三轮考试，就被提前特招录取了。1998年夏天，同学们都在高考，我在家闲着没事，爸妈说要让我忆苦思甜，于是一家三口去了他们插队落户的东北达斡尔族聚居地。结果赶上特大洪水，我们使用了各种交通工具一路逃难回到北京。9月，劫后余生的我独自来到上戏报到。入校后各种不适应：首先，一下子感觉到北京与上海城市差异很大，为了买一个脸盆，我从学校硬是走到了城隍庙，结果回来以后同学说，出了校门左转200米就有超市啊。而在我当时的概念里，只有仓储型的大型的才叫超市。其次，来到学校才发现，专业的名称是主持人（电视编辑），与招生广告的排序是相反的，也就意味着专业的侧重点并不符合与我的理想，而且专业课所采用的实验性的教学方法也很“怪异”，令我一时难以接受。我想回北京复读重新考大学，但我妈不同意。这个专业在上戏是第三次招生，我们班包括我在内只有五个男生，那四个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米76以上，比我高5公分。拼颜值拼身高肯定拼不过他们，我就想着，主持人让他们去干吧，我还是做老本行，所以大学前三年的寒暑假实习我都是在电视台做纪实类节目的编导，比如在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实习，参与《新闻联播》、《新闻30分》、《现在播报》等新闻栏目的采访与编辑，也做得有声有色。大三时，上海有线二台找我做房地产节目的主持人，我就去了，结果连续两个月的收视率是0.00。我很知趣地请辞了，心想不要耽误人家，就此更是放弃了主持人的念想。

但是为了养活自己，我在周末常接活，做商场或品牌落地活动的主持人。大学四年我非常穷，穷到五块钱可以吃一礼拜。父母问我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我要面子，“骗”他们说五百元足够。实际上我偷偷在校外租房子，就需要四百元——我租房子可不是为了金屋藏娇，一方面我的东西太多，什么破烂都舍不得扔，宿舍放不下；另一方面我想体验上海当地人的生活，我租过不同类型的房子，比如乌鲁木齐南路上的亭子间、天山路上的老式公房、上戏隔壁延安路上的老洋房。每个学期期末我向同学贝贝（主持人贝倩妮）借一百元，回到北京往桌上一拍，看我还有结余。其实我妈也知道我钱不够花，但她也就将计就计，也不拆穿我。开学我再还给贝贝，指给她看人民币上还是原来的编号，证明没有乱花。

2001年底我上大四那年，上海电视台找上戏老师推荐一名外场主持人，老师正站在校园里琢磨人选呢，正好看到我远远走来，就把我叫住了。就这样我走进了鉴宝节目《好运传家宝》，这是我在上海做的第一档常规节目。2002年又接了一档美食节目《生活在线食》，做了五六年。大家可能觉得我有亲和力，脑子比较好使，比较听话，对报酬不计较，我就这样一路做下来，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在了上海电视台。到目前为止，除了外语频道，其他所有频道我都做过了。

2007年，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请我做嘉宾。我发现，广播节目好玩啊，电视台有编导、制片，主持人说出的话是经过很多人推敲和考量的，而电台节目的主动权在主持人手上，唯一考核标准是收听率，而且不用化妆不用凹造型。之后，我就电视、广播一起做。倒是我们班的其他男生都改行不做主持了，世间的事就是这么阴差阳错。

体验三十多种工作岗位

做某个专业性强的节目，如果主持人是外行，那么说出来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为主持《好运传家宝》，我在不止一家拍卖行跟着老专家学古董；为做《生活在线食》，我专门拜师学艺，还考了厨师证；为做《名医话养生》，我自学医书，如今全科医生的基本资质差不多已经具备了；为做电视购物，我在上电视吆喝前一定要亲自试用产品，不是我要占便宜，而是如果不了解产品的功能原理特性，就缺乏向观众推荐的诚意。

我始终觉得，主持人要见世面，要有生活阅历。大三大四时我曾利用周末体验生活，涉足过三十多种工作岗位，包括龙华殡仪馆的入殓师、女士内衣店的导购员、火车站“小红帽”、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工等等。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自己联系的，只干活不收钱，如果对方不同意我就磨到他同意为止。我还在华山路镇宁路路口跟乞丐对调衣服，替他行乞两星期，收入都归他。这些职业千差万别，但都是容易被人淡忘和忽视的社会角色，且都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终极关怀。这些职业体验直到今天仍使我受益匪浅，带给我与众不同的视角和眼光。

我热爱旅游探险，护照用了三本，但至今从未涉足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些第一世界国家和欧洲，去了多次的是尼泊尔、不丹、柬埔寨、朝鲜和印度。我们电台组织听友旅游，我总是带队的角色，去尼泊尔徒步，去西藏自驾，去浙江的深山探洞——是那种有上万只蝙蝠出没，要低着头匍匐和涉水的那种原始山洞。今年还带听友去了北极。大家都说，跟着强哥，那是惊心动魄游，大难不死游，逢凶化吉游。但我知道，我所进行的是探险不是冒险，我会事先做足攻略，绝不逞强，而且我的野外生存能力和方向感极强，在地铁里我也能分清东南西北。我可以在极度危险中处事不惊，处惊不乱，处乱不变（至少这么要求自己的）。我旅游时有个癖好，就是每到一地，都要随机在街头找个当地人攀谈，去人家家里蹭顿饭或者喝茶聊天。我虽然英语不好，但总有办法跟老外沟通，总能如愿。

我做的节目大多数是比较热闹欢腾的，但不做节目时，我喜欢独自呆着，看看书，思考一些问题。我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可以三天不吃饭，但不能三天不看书，不琢磨事儿。我们台里订的杂志报纸我都看，我现在还保留着剪报的习惯，在重要的语句下面划横线，写注释，编目录，家里的剪报本攒了好几摞。我收藏了上万张DVD，也全做了索引编号。从小学坚持到现在还读的杂志是《飞碟探索》和《奥秘》，我还是全国UFO协会会员，定期收到会刊。

别看我语速快，我欣赏慢节奏的生活。每年有四天时间我要闭关独处，不怎么吃也不接电话。平常我吃饭时不说话不看手机，能不用手机就不用手机，不发微信朋友圈，不喜欢饭局。泡吧、闲聊、去夜店这些事情也与我无缘，因为太浪费时间。在我看来，睡觉也是虚度光阴，所以我一向晚睡早起。《早安，上海》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六点至七点，周一至周五直播，我每天早晨四点就起床，前一天晚上十二点才睡，长期如此。周末节目是事先录播的，可以不去电台，但我最晚在六点钟也会起床。人在有属于自己乐趣的时候总是有着使不完的劲头。我跟同事去吃兰州拉面，他们闲聊时，我自个儿嘴里嘟嘟囔囔，他们都奇怪我在干嘛。其实我一边吃拉面，一边在背诵墙上写的兰州拉面的典故，留心处处皆学问嘛。没有功利目的，就是单纯地想要了解。如果没背会，我过几天还会回那店，不为吃，只为继续背墙上的东西。他们都说：李强你这人看起来挺随和，实则性格怪异。

感受老城厢生活

小时候我跟着妈妈出差来过两次上海，当时对上海的印象并“不好”：第一次来，我拔了颗牙，留下血淋淋的回忆；第二次来，住在苏州河边上，那时候的苏州河会变颜色，早上是绛红的，晚上变成宝石蓝，在小孩子眼里无比怪诞。真没想到长大后会扎根上海。

大家都说，上海与北京不对付，但其实全世界都存在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互相较量，双方心气都很高。我特别要感谢上海的是，这么多年来，没有听到过上海人骂我，没有负面新闻没有绯闻，大家对我非常包容。当然，每个城市都有小市民，上海人说上海之外都是乡下，北京人说出了北京都是地方，某些方面两个城市有极其相似之处。我刚来上大学那年，国安与申花踢球，九比一国安胜了，我想完蛋了，上海人民还不得往死里整我啊，但最后也不是我想的那样。

上海对于我来说，生活便利，风气时尚，每天都涌动着新的思潮，这里是见世面的地方。有人问我，更喜欢哪个城市？这十几年来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喜欢上海，但我爱北京。上海人觉得我京腔十足，但我回到北京，北京人觉得我已经没有京腔了，比如表达“同意”这个意思，以前说“成”，现在说“好的呀”。我至今讲不好上海话，一不小心就把“糖醋排骨”能说成“糖醋屁股”，把“糟鸡”说成“招妓”。居然有不少听众喜欢我的洋泾浜上海话，为此曾经在节目里开过一个版块，叫“强哥说上海话”，听众是当作笑话环节来听的。

我不会因为自己是北京人而骄傲，也不会因为是新上海人而自豪，何必要用地域身份来给一个人加定语？但一个人如果不热爱自己的家乡，或者为了迎合别人而故意贬低自己的家乡，那是应该遭到鄙视的。

2007年，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黄浦区某老居民区面临动拆迁，那里的梅溪弄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带有喝茶的老虎灶将被拆除，据说那是上海市中心最后一个老虎灶。我可难过了，心想来上海这么些年了还没看到过这玩意，是多大的憾事。于是我早上天还没亮就找过去，用老虎灶泡开水、跟那里的爷叔阿姨喝茶聊天，实地感受了一回老城厢居民的生活，直到他们中午十一点回家吃饭，我才心满意足地离去。我这人就是这样，对什么事都好奇，做旁观者还不够，非要亲身参与。

我的座右铭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我姥爷留下来的话，长大后我才知道是出自西方哲学。小时候，姥爷还对我说，人这一辈子要向种水稻的农民学习。为什么呢？古诗有云：“手把禾苗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种水稻时永远是在低着头，但却能看到整片天空；永远是在退步，但最终其实是在进步。意思就是，人不一定时刻抬着头，要学会低头；人不一定每天都要往前冲，要学会退步；其实退步和低头都是前进。我在努力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