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以及曾经的儿童移民的查档需求

Michael Jones、Cate O’Neill

引言

对于没有经验的利用者来说，档案馆可能是个完全陌生的场所，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复杂的检索工具、档案的元数据和利用限制，都会是重重障碍，让外行人不知如何跨越。

然而在国家、州立和各组织的档案馆藏中，蕴藏着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记录，特别对那些被各种障碍阻隔在外的边缘人群而言更是如此。对于童年时期在福利机构中度过的人来说，档案记录中或许有涉及个人身份的关键信息。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应该理解他们，回应这一人群的需求，并逐步采取措施将这些人囊括进巴斯蒂安（Bastian）所谓的“档案的大社群”里。

巴斯蒂安所说的档案大社群，需要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跨出传统局限的档案理念，接受社会起源的观念。她写道：“若没有遭奴役的人，便不需要什么奴隶名单；若没有人群聚居，也不需要人口普查统计。”档案中提及的个人也是整个档案故事的组成部分，档案工作者应提供更广阔的背景，赋予档案以新的理解和诠释，使档案馆成为“真正能体现社群所有人的”地方。巴斯蒂安所提及的后殖民时期档案，也涉及福利机构的文件。这些文件由官方儿童福利机构产生，但是档案界的传统做法令那些生活曾受儿童福利机构摆布的儿童和家庭无法发声。

而档案的大社群也包括利用者。童年时期在福利机构生活的成年人成为一个新兴的利用群体，想要查找当时的文件、照片等记录，以寻回自己的身份，重建自己的过去。曾被疏于照顾、遭受虐待创伤的个人也希望找到相关记录作为证据，让过去遭受的不公得到确认、补偿或探询法律手段启动正式调查。要找到这些记录可能也是个复杂的过程——幸存下来的文件到底流落在哪里。这些文件可能分散在多个全宗，保存于不同的场馆，组卷管理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对于这个查档的人群来说，在各个档案馆间奔波协商遇到困难已是不易，更糟的是这样的过程可能再一次引发情感创伤。

本文将探讨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以及曾经的儿童移民的查档需求，在帮助这一利用群体过程中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并将提及我们在“查找与联系”网站（www.findandconnect.gov.au）中的一些工作成果。该网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合作项目，档案工作者、历史学家、社会工作者与政府部门协作，使数百个分散于各地的档案全宗更便于查找、利用。各位可以把该网站想象成一个公共空间，复杂的关系和结点都经过梳理，便于人们利用历史知识理解过去，为长期存在的难题寻求新的解答。

以广阔的视野来说，我们建议档案工作者们要意识到自身工作所蕴含的社会公义，并且不能仅专注于为单一人群服务的某个全宗或馆藏。这个行业要欣然接受共同文化遗产和共享所有权的理念，改变以往的一贯做法，以接纳新近出现的利用者成为档案大社群的一份子。

背景

澳大利亚民众聚集在大屏幕下观看总理陆克文发表道歉讲话

2009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正式在国会向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以及曾经的儿童移民致歉。

“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因我国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

“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代表国家道歉。

“向你们这些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和儿童移民们，说对不起。

“我们感到抱歉，为你们在童年被迫与家人分离，置身于收容所并经常受到虐待感到抱歉。

“为你们身受摧残，又无法感受到爱、亲情和关心而必须忍受感情上的饥饿感到抱歉。

“为你们丧失童年的悲剧感到抱歉。你们的童年生活在艰苦而专治的机构中，名字被剥夺代之以数字，不能自由游戏而必须遵守严苛的日常规矩，没有了学习的乐趣而不得不从事繁重乏味的苦工。

“你们在童年时来到这里，由这个国家照管，我们为你们在童年遭受的所有不公感到抱歉。”

此次向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指20世纪在福利机构度过童年的澳大利亚人）和曾经的儿童移民（指1947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根据儿童移民计划从英国、马耳他运送到澳大利亚的儿童）致歉，是呼吁承认这些人童年时遭到不公正待遇运动的一次里程碑式跨越。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有这样黑暗的篇章”。澳大利亚福利机构去体制化的过程中，一些发生在孤儿院和儿童收容所中的生活故事也开始慢慢浮出水面。1997年，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公布了首份全国范围的儿童照护情况调查报告。该报告题为“带他们回家”，关注的是被迫与自己家人和生活社区分离的土著儿童，文中称这些人是“被偷走的一代”。2001年，参议院调查了澳大利亚的儿童移民情况，并发布了题为“纯真已失”的报告。2004年，参议院又公布了题为“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的报告。这最后一份调查涉及了迄今为止受以前儿童福利政策影响最为广泛的人群，计有50万以上的澳大利亚人童年曾在福利机构生活。尽管在组成“三部曲”的各份报告中都提出建议要正式致歉，但直到2008年才正式对土著居民致歉，到2009年才有了前文所说的对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和曾经的儿童移民致歉。

三份报告中也有涉及文件管理的建议。例如“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中的第12条建议，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所藏文件，若有涉及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群、涉及当时政策实施以及资金使用的内容，应优先立项查找、鉴定并保管好这些文件，包括照片以及其他纪念物品。三份报告都强调这些文件对于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呼吁政府部门、教堂和慈善组织停止销毁文件，并建议文件持有者采取措施，帮助更多人可接触到这些藏品中的信息。

这些文件对于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群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观念已在全国得到普遍认可。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们，唯有依赖这些文件才能慢慢弄清自己的身份，最终从内心接受过往的经历。尽管这些文件也支离零散、模糊不清，或许其中还有贬损伤人的言辞，但这是他们与过去的童年岁月唯一留存的联系。巴纳多（Barnardo）在英国进行的一项涉及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人群利用文件的研究表明，不少人将这些文件视为“一把帮助自己理解过去和现状的钥匙”。自小就与家庭分离的人都会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困惑，能够找到自己在福利机构时期的文件，有助于改善这个问题。而能找到这些文件对于寻找家人团聚、接受过往经历开始新生活，更是起着关键作用。

能够对此有帮助的文件并不仅限于个人文件或专题案卷。入院登记册、员工文件、照片，甚至菜单和那些短期内有效的票券、标签、布告等，都可能是触发回忆、互相印证、确定经历的素材。2010年，一位成年后离开福利机构的人士回忆他找到自己受国家监护时期的文件时的感受：

“这对我大有帮助……，这不仅仅是几张纸，几句话，几份文件。这是一场探索大发现。这成了我的探索指南。这并不仅仅是什么宗卷，这是我的探索指南。它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

绝大多数童年在福利机构度过的人们都说，能够看到自己的文件是件非常有价值又十分痛苦的事。对很多人来说，文件中记录的背景和脉络，叙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妈妈当时寄给我的信，他们从没有让我看过，这些都留在我的文档里。在此之前有些事我这辈子都想不明白。”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澳大利亚的档案界人士开展了一系列项目，便于人们利用这些文件。政府机构和各处教堂都编制了各种检索工具和指南，协助有需要的人能查找这些文件。有些早前的供养组织更划拨资金将文件编目数字化，并将组织内设施更新以支持文件公布。

尽管这些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有更多人认识到这些文件的重要意义，也采取了暂停销毁的干预措施，但要利用这些文件依然是个苦恼的难题。查找并想方设法看到这些文件是个劳心劳力、让人沮丧的波折过程。这些幸存的文件，广泛散布于各种公共机构和私营组织，保管状况和管理方式各异。这些反映孩子们在福利机构生活经历的文件支离破碎、编排混乱，某种程度也折射出那些家庭亲人离散、孩子在多个福利机构间颠沛流离的事实。涉及多地是普遍现象，因为孩子们常在宗教机构或政府部门运营的公共机构和多个寄养家庭之间辗转，也有短时期暂住于假日接待家庭，有些人时不时还会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生活。

而且这些记录中很多并未由专业档案工作者管理，使得查找工作更遇挑战。其中一些文件保存于大型收藏机构，比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州立档案局或州立图书馆。但绝大部分则由小型组织掌握，这些组织很多甚至没有正式的档案管理部门或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大多是由行政管理人员、前台接待和没有经验的志愿者来兼职管理。维多利亚州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福利工作的记录分布……具有以下特点，小部分保存于政府和专业档案馆，大部分零散地分布在各种组织，由志愿者、兼职或非专业的档案工作者进行管理。”

这项研究还揭示出维多利亚州儿童福利记录管理存在着制度性问题：

“我们说到的这些组织，本身运营捉襟见肘，有限的资金自然要优先考虑最前沿的服务事业，文件和档案管理当然不在其列。这些组织多有文件管理滞后的弊病，导致大量文件材料积压等待归档处理。大多数组织都没有专业的档案工作者，而负责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只有极少数接受过专业培训。既没有专业人士给予指导，又缺乏专业的组卷知识和经验，这些负担着档案管理重任的兼职人员对于专业档案界人士视为理所当然的档案管理核心原则一无所知，实践中经常只能孤独地在黑暗中磕磕绊绊地摸索前进。”

这些组织文件管理滞后的弊病，依然影响着通过这些组织得到安置的孩子们现在的生活，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孙后代。受以往儿童福利政策影响的人士，如想要利用那些文件，依然要面对重重阻碍。在澳大利亚保存着这些文件的组织，其提供利用的方式和程序千差万别。要求提供身份证明的严格规定，让有些人感到非常不便，特别是这些人之所以要查档，就是想在其中找到出生证明之类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关键记录。要求这些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提供身份证明文件的副本，十分不合理，而且非常麻烦。死板的规定使得这些人要向不同的机构反复讲述自己的经历，多次申请证明文件。（该报告中也曾提议编制一份“普通利用指南”，列出文件利用中存在的这些障碍以便设法解决，但迄今为止不论是在维多利亚州范围内还是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几乎毫无进展。）

而那些已经查阅到自己文件记录的人，看到经过第三方编辑的信息，更令人困惑不解，再一次造成情感创伤。

“这个部门决定我不能阅读我自己父母的信息。为什么要由部门工作人员看了我父母的文档之后再由他们转述给我？我自己父母的信息，怎么要由这个部门来决定我能看或不能看？”

在英国，成年后离开福利机构人士协会（Care Leavers Association，简称CLA）早就倡议要更富有弹性和人情地诠释和执行“数据保护法”，尽可能减少对个人信息进行编辑。该组织的成员科因（Darren Coyne）说到查阅自己的文档时遇到莫名被编辑的内容，“感觉好像遭遇了抢劫，觉得‘难道你还有权向我隐瞒一部分涉及我自身的信息？’”澳大利亚的利用者也面临同样的难题，这些组织在开放“第三方信息”时采取一些措施是为了规避风险，这些做法近乎家长独断，最糟糕的是这些做法故意设置了利用的阻碍。

对于澳大利亚利用者来说，更大利用阻碍可能在于如何找到这些文件。缺少档案著录信息，意味着很多人的文件根本找不到，更遑论内容被编辑。存在这个问题的机构，甚至并不仅局限于资源匮乏的小型社区组织。2014年2月，维多利亚州的监察专员就内容涉及本州监护未成年人的政府部门文件保管和管理情况提交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部门对于自身数量庞大的文件档案管理零散，最终整理极不完善”，童年曾在福利机构度过的人群前来要求查阅自己的文件，往往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完全找不到这些文件。近些年，越来越多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来查找自己的文档，有些是为了搞清自己身份，也有些为了因过去的供养人有疏忽或虐待行为将采取法律行动需要提供证据。监察专员指出“法律证据不应因档案管理不善而灭失。文件记录不能因为‘迷失在体制内’便无法提供利用。”

最近成立的澳大利亚儿童性虐待调查皇家委员会，更使得能否查找到文件这一问题持续受到澳大利亚媒体关注。该调查始于2013年，启动此项调查部分原因也是迫于舆论压力，因有议论称宗教机构为了掩盖真相刻意销毁证据。由于存在文件归档和查找的制度性问题，以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权力也无法落实查找到这些机构的所有文件。2014年4月，一位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士发起请愿，呼吁皇家委员会强令所有教堂和组织交出他们保管的一切文件。在维多利亚州，自2007年9月起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士每月在各种政府机构、教堂、慈善组织的总部外举行静坐抗议，高举的标语牌上写着“你手中有我们遭受虐待的证据”。

梳理文件利用的障碍——“查找与联系”网站项目

参与研发“查找与联系”网站的墨尔本大学

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以及曾经的儿童移民最终能在2009年11月获得国家致歉，2007年工党在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胜出是关键的转变因素。从1996年到2007年，保守党政府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曾多次拒绝正式致歉的呼吁：1997年呼吁向被偷走的一代致歉；2001年呼吁向儿童移民致歉；2004年呼吁向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致歉，都遭拒绝。此举传达的信息是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对于这些孩子的悲惨遭遇“深感遗憾”，但“对自身没有责任的事情致歉是不合适的”。2008年，“纯真已失”报告发布七周年之际（也是“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报告发布四周年），澳大利亚参议院社会事务委员会启动了一项调查，了解报告提出建议的落实和进展情况。2009年6月，该委员会提交了名为“再访儿童移民和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的报告，又一次将进行全国范围的正式致歉提上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议事日程。文件记录的保存地点、文件保管和利用的情况是2009年报告关注的重点问题，文中指出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群和保存着他们记录文件的组织还要面对很多严峻问题。

“再访”报告中提到维多利亚州正在进行的一项跨学科项目——“我是谁？赋予文件记录以鲜活意义”。这个“我是谁？”项目旨在“调查研究文件管理和归档的具体实践，以协助过去或现在童年时期在福利机构度过的人们以及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重建自己的身份”。该委员会了解到某人的经历，认为该项目将有助于实现之前委员会对目前存在问题提出的建议，即解决童年时期在福利机构生活者的文件记录的查找、保管和利用问题。

“我是谁？”项目由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出资，由社区服务组织、维多利亚州政府、童年时期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士组织以及墨尔本大学和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社会服务、历史、档案学院12家单位共同参与。该项目的主要成果在于创建了“路径”网站——为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士提供一处线上的公共信息空间。这个“路径”网站致力于记录维多利亚州儿童福利工作的历史，附带列有机构、人员、政策和立法的背景材料，并提供现存档案记录的情况信息。

这个历时3年的实践研究项目是基于“知识钻石结构”的理念：这一理念将复杂领域（比如儿童福利工作历史）的信息视为多维结构，他们认为对实证研究来说，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士和福利工作从业者的经历都非常有价值。“文件记录的连续性”理论对该项目也具有深远影响。该项目为现在从事家庭外儿童照护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种操作模式，让他们对整个工作过程的关键结点会遇到的各种问题——从日常文件产生直到保管、查找以及为组织内外人员提供利用的整个过程都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2009年国家正式向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以及曾经的儿童移民致歉之后，由政府出资跟进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服务和项目，都归在“查找与联系”大旗之下。组建一个覆盖全国范围的网站——通过单个网站协助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群查找到过去供养人或政府机构保存的文件记录，是这一系列项目中的核心要素。此外还有其他项目：通过国家机构的服务还可找到受过专门培训的顾问和能查找文件的工作人员给予咨询、一个口述历史项目、一次博物馆展览和老年护理陪护项目。一次初步评估研究活动中，有人提议将“路径”网站作为发展全国范围的“查找与联系”网站的蓝本。

随后联邦政府出资组建了一支由档案工作者、历史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跨专业队伍，以墨尔本大学和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为基地，进行一项为期3年的项目，创建了“查找与联系”网站（www.findandconnect.gov.au）。该网站与它的前身“路径”网站一样，以社区的信息资源为基础，依托档案标准和原则在公共领域提供档案信息服务。

“查找与联系”网站在设计之初就想比之前仅仅提供文件目录和检索工具的项目更进一步：它旨在创建一个带有背景的框架，协助利用者畅游澳大利亚复杂而分散的档案记录网站。这一背景框架对于文件利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协助查找文件的保管所在地，更在于它能赋予文件内容更鲜活的意义。

这一网站身处多元化的、具有文件连续性的四维空间，这里有多方利益相关者、多个观察的角度、真相也不止一个（各种真相之间往往并不相互吻合）。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共知识空间，对过去历史有不同观点的人士都能在此找到关联和意义。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中一段尚存争议的时期。此举的目的就是要承认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创建这个网站有助于厘清历史真相、还原其中的是非曲直——与此同时也为各种利用者提供一个实用而有意义的知识宝库。

负责网站内容开发的历史学家被告知要使用相对历史的理念，即所谓某地、某人或某种政策的历史真相是各种意见、从各种不同角度观察、各种人的经历故事总和的结果。“查找与联系”网站上有几百处链接，可点击进入分布于澳大利亚各地的养育院。阐述某个机构的历史也尽可能采用不同渠道的资料，包括有照片、证人证言、新闻报道的文章和该机构的宣传资料。（由于渠道多样，有些内容可能并不一致。）

因此该网站的职责在于提供可共享的背景资料，尽可能满足各种利益相关者潜在的不同需求和视角，将之建设成为持续茁壮成长的公共资源，使得福利机构照护儿童这段历史和记录成为整个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一段集体记忆。按照里德（Reed）的理解，“多元化”的档案管理是让这些文件记录“能满足组织机构之外的复核、利用和分析，对于外界历史查考、责任追究和各种跨组织的利用需求，只要有需求都能满足”的管理方式。

目前三维资源的结构性缺失——缺乏组织本身的记忆，制约了这种四维结构资源的发展。一些机构尚有内部文件管理，这位文件仅限于内部使用，或因涉及隐私问题不宜公开，或因组卷、编目和著录的方式过于晦涩难懂而难以利用。更有不少机构，内部文件管理机制都付之阙如。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向“多元化”管理方式发展还有待实施更大范围的密集手工劳作。

建立背景框架才能理解过去

为了满足整个澳大利亚童年时期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群目前和将来的利用需求，“查找与联系”网站需要勾勒出一幅复杂的历史图景。民众对过去的儿童福利制度和现存的档案记录情况有明确的利用需求，希望能有可靠而便于查找的相关信息。数字化技术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可为目前已知历史给予文件证明，并为有利用需求的民众提供信息。在麦卡锡（McCarthy）2011年发表的题为《为过去的历史绘制图景》的论文中，写到公共知识场所如何满足公众需求：

“绘制图景是提供背景框架，让公众能了解过去和现在发生的大事件。这些地方提供了一个场所，让人们剖析其原因、探索其意义。不论这是处理放射性废料的场地还是解决家庭外儿童照护后续事宜的办公地，民众必须能利用可靠而不刻板的信息来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

由机构照护儿童的性质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进程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立法的更改、社会文化态度的演进，特别是对女性、对单身母亲和儿童的看法转变，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这个本身已经纷繁复杂的问题又因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儿童福利工作的司法管辖权分裂而更生枝节。儿童福利工作的司法管辖权在十九世纪归各个殖民地管辖，二十世纪归各州和领地管辖。

各个辖区之内的福利组织都不断互相兼并组合、转换所有权、机构在多地间搬迁，也有些有多个场所同时经营。对文件记录的保管和整理则各行其是，花样百出。几乎所有涉及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和儿童移民的全宗都曾遭遇搬迁、合并、重新整理、选择剔除，有些甚至这些情况都经历过，而且反复多次。而且在整个过程中——甚至近年来依然如此，文件管理仅着眼于该组织，为组织的管理服务、记载组织本身的历史发展，而忽略了该组织所负责的成千上万孩子的生活和经历。

“查找与联系”网站希望能将这段复杂且牵扯广泛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来记录。网站建设时，囊括了超过13,000个实体，每个都有各自的网页链接。其中可以查找到：

●  4937个组织，包括：

1786个养育院（当时让孩子居住的地方）

1153个照护提供者（负责经营照护儿童场地的组织，有些自己本身就是养育院）

193个档案存放地

●  1736个档案实体，包括：

347个全宗

1136个系列

196件实物

●  486条立法或具有重大意义的立法修正案

●  4229份出版物

●  2497张照片及其他数字项

这些条目与具有丰富信息的相互关系彼此勾连，形成一个精心构架的网络，记录了从1840年到现在澳大利亚由机构照护儿童工作不断变化的体系结构和背景。而能够查找或探究这些背景资料，对于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士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会有助于他们理解那些记录着他们童年经历的文件，这些文件数量稀少，保管零散，而且内容上通常也有失偏颇。因此“查找与联系”网站实际上不仅是一个大型的、跨机构检索工具。它成为一个能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知识场所，并将历史和事情发生的背景有效保存下来，有待后来者检视。

回应公众的需求

“查找与联系”网站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磋商改进。项目团队不仅与网站的主要受众——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和曾经的儿童移民保持联系，也与各种宣传支援组织、家族史历史学家、研究学者、曾经的供养人以及各种文化机构不断接触。该项目每年都会在各州首府广泛召集各利益相关者，召开一系列会议以及专题研讨会。另外，通过电子邮件给予网站情况反馈，在开展研究和网站内容拓展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创建一个对主要受众具有重要意义的网站资源，对于项目团队来说遭遇了数个重大挑战，特别是在涉及设计、实用功能和网站结构的部分。2011年11月上线的网站基本设计和结构与它的前身“路径”网站相似，但范围要涵盖澳大利亚的6个州和2个领地。此外，虽然这些网页的模板和样式都是定制开发的，但其使用的基本信息结构和语言都可与墨尔本大学电子学术研究中心（eScholarship Research Centre，简称ESRC）开发的其他先进的知识资源相媲美。该中心负责对这一项目的档案和技术方面给予支持。这些倒不是为了能配合网站的主要目的受众使用，而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要求国家网站在项目开始几个月后就上线的迫切需求。

项目团队花了数年时间与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士合作共事，也很清楚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和曾经的儿童移民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不高，更别说具有丰富的互联网技能。“查找与联系”网站开通后收到的反馈表明，不少进入网站的利用者希望（或许由于网站所采用的名称，有这样的期待也不为过），他们能够通过这个网址找到自己的个人档案，或者能与失去联系的家人和儿时的同伴重聚。网站上线后几个月，项目团队在主要受众人群中进行了一轮利用测试。

参加利用测试的对象大多是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和曾经的儿童移民（共23人）。其他参试者来自与这些人有密切联系的各种组织。项目团队给参试者布置了一系列任务：查找有关网址的信息、查找历史组织的信息、查找档案全宗的著录信息、查找照片。

项目团队也知道网站的设计和语言方式对于主要受众来说还存在很多问题。利用测试证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查找与联系”网站主要受众的参试者如果没有测试协调员的协助，只能完成40%的任务，显然网站还需要大幅修改。自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网站团队在完成其他需要优先处理的事务同时，逐渐解决了网站的迭代开发。提出的理念和假设都与主要受众、支援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反复商议，需要新技术支持的功能都逐渐开发以满足需求，而并非消极地接受现有结构和数据库的限制。

2013年在新网站启用之前，又进行了第二轮利用测试，以确定2012年梳理的问题都得到解决。参试者人员分布与上次一样，要达到的目标也几乎一致，这一次参试者完成了97%的任务，完成率提高了57%。

这项工作的成果对其他“四维”档案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对其他常规的档案项目，特别是想要满足平时不经常利用档案的利用者需求，更有借鉴价值。档案工作者描述档案全宗和背景资料所使用的语言和数据结构，必须准确并有长远的稳定性，既能实际记录这些机构内部的复杂状况，又要具有在多个系统内通用的可能。但网上信息呈现不能弄得这么复杂。

“查找与联系”网站还在不断改进， 但他们也看到了目前为止取得的成果。该网站每月有17000-18000人次的访问量，并有2500多人通过邮件来咨询，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童年时期生活在福利机构的人士或其家属。利用者发现了网站有疏忽遗漏之处，而且有些数据并不准确，并提出某些事项应优先处理。这些互动为参与该项目的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反馈意见。

童年生活在福利机构的人士也发现网站的资源对他们查找文件记录非常有帮助。其中有一人写道：

“能找到这么多信息，真是让我深感叹服……。浏览着网页上的资料，我能感觉到你和你的同事们一定付出了很多心血。这么多年来苦苦追寻而一无所获，如今终于有人愿意倾听并伸出援手，真令我百感交集。”

贝克（Greg Baker）童年时也在福利机构生活，他把这个网站团队称为“绘图师”：“‘查找与联系’网站对我来说就是绘图师，童年时期生活在福利机构的人们想要查找到文件记录，绘图师这个角色的作用至关紧要，因为要从哪儿开始总是首先遇到的问题。”帮助这些人查找文件记录的该网站支持服务部门认为，目前利用网络资源是协助客户最关键的第一步。

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的角色

仔细检视“查找与联系”网站的发展以及在保存着遭遗忘澳大利亚人和儿童移民档案资料的大小档案机构中人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认为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还应在理念、实践和原则三个方面深入探索。

对于毫无利用经验的利用者来说，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所持的理念往往令人望而却步。2012年7月，报刊专栏作家费莱莉（Elizabeth Farrelly）这样形容位于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的档案机构：

“内部……看来普通的棕色盒子和金属柜子组成一排排平淡无奇的走廊，这其中蕴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宝藏。

档案工作者，就像地质学家，他们研究地质中某一具有诗意的地层，那是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的荒蛮之地。……大家应对他们心存敬畏，让他们沐浴熏香后接受顶礼膜拜，因为他们保管着未来的种子。”

如果这是“一位专栏作家、建筑评论家、散文作家”的观点，那么对于童年时期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群（这些人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要低于普通人）来说，这种“望而却步”的感受会更加强烈。大型档案机构采用的建筑样式高大宏伟，已令人望而生畏。而档案馆使用的语言模式：检索工具、标识符、系列、目录、来源，也让人如入迷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加上澳大利亚儿童福利工作的文件凌乱支离、管理不善、保存分散，利用者要面对的难题就更多了。而且很可能各个机构所使用的语言还有轻微差异。因为采用了不同的检索方式，所以给出的检索条件也要相应有所变化。彭丽思（Joanna Penglase）在一次口述历史的采访中将这种复杂体系形容为“养育院列岛”。尽管政府调查已经证实福利机构中普遍存在虐待儿童的行为，让人惊讶的是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的儿童福利机构其实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这种互不相关反映在利用环节，就是好不容易留存下来的文件都随意地分散在各机构和组织内保存。每个保存着此类文件的组织都有自己的“惯例”和处理事务的方式，搞得利用者疲累不堪。要查找自己的文件记录非但需要非凡的毅力，而且要懂得妥协和自我调适。

档案工作者应当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状。瓦德豪（Gudmund Valderhaug）说档案工作者“惯于处理来自研究者、学生、家族史历史学家的利用需求，这些人多少都是在专业人士的大范围内。”他还说：

“这些个人走进档案馆，想寻找自己当年遭受不公待遇的证据，他们往往对档案馆一无所知。此前他们从没来过档案馆，不晓得如何使用检索工具，甚至不懂档案中的官僚措辞。他们代表了新一类利用者，有些新鲜，有些陌生，有些懵懂，——有时甚至有点吓人。他们走近我们，带着他们要获得正义的要求，带着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期待，带着他们的稀缺与渴望。他们来了，希望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档案馆对他们来说是全然陌生的地方；他们不太知道在这里能找到什么，但他们知道档案馆也是公共机构，与多年前忽视他们、伤害他们的地方同出一门。而且甚至他们来过之后，更成了档案馆的陌路人，因为档案对他们的生活记录寥寥无几，有些甚至完全空白。”

接待这些人的档案工作者应当意识到来访者的情况，帮助他们理解档案馆的语言模式，学习使用复杂的检索工具。可能还要有心理准备面对这样的事实：不管这些人能找到一些资料还是一无所获，都可能是一个紧张且情绪激动、甚至会揭开创伤的痛苦过程。用瓦德豪的话来说，这“意味着遭遇陌生人”。

对于有可能接待此类利用者的档案工作人员来说，首先要与这一人群接触，慢慢理解他们。在运营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查找与联系”网站工作室的过程中，团队人员将档案工作者和其他保存档案的机构组织、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和曾经的儿童移民、支援组织、宣传组织、法律顾问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请到一起座谈。对有些档案工作者来说，这是他们首次与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士面对面接触，听他们讲述这些文件记录对于他们自身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为过去的供养机构服务的档案工作者可能也要转变观念，走出去了解这些人的需求，而不是仅仅埋头于组织内部，只关心组织本身的历史，又或者说这两者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其次，档案工作者要仔细考虑自己的日常工作。如前文所说，“查找与联系”网站中收录的不少组织，因本身财力物力有限，档案管理不善。因此想要创建一个全国范围的“四维”档案信息资源变得劳时费力。网站内需要填充的组织历史和文件描述等内容并不是“唾手可得”。目前收集到的信息中绝大部分并非为了公共利用的目的撰写，过多地仅从该组织本身立场出发，关注该组织的历史发展过程（有些实在过度的内容只能从资料中删去）。有些在撰写时带上了太多现在的态度和眼光，这对于理解过去已助益无多。也有些资讯难以查找或已陈旧过时。因此，分散在全国各种机构组织内的现有资料，需要查找、搜集、核实、重写、编辑并再次组织架构，而目前没有的内容则需要从头开始编写。

档案工作者若想为这一人群服务的活动给予支持——例如“查找与联系”网站项目，目前尚大有可为。为各种组织撰写著录信息，特别是全宗和系列层面的著录工作，要有开放的眼光，也要了解文件连续性理论和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群的档案概念。一个组织用来管理自身档案的著录信息很可能将来会在网站上作为检索工具公开使用，或者与数字化的档案内容一同公布。为各种组织服务的档案工作者也应厘清组织自身的历史演变及内部机构变更的情况并及时在著录信息中有所反应，同时撰写的方式要考虑到将来这些信息将公开使用。保留或销毁文件的决定也应评估该文件对于组织内外各种人群的利用价值。而若要设置利用条件、身份证明等各种公共利用的限制时，应当与受该决策影响的人群沟通协商后再行决定。

文档记录对象之外的他人信息，不能简单地视为“第三方信息”予以屏蔽。一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或抚养人的信息对于他本人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而且这些信息往往正是此人要求利用档案所想要获取的信息。总体而言，档案工作者应内外兼顾，在管理档案、处理其中信息的同时更多地意识到档案中所涉及的各方复杂而多元、有时甚至彼此冲突的利用需求。在文件连续性模式里，档案管理实践应当立足于三维（各种组织档案机构的场所）的基础之上，向多元化、综合性的四维发展。

最后，档案工作者应当确保自己的工作原则也关注到这一人群的需求。国际档案理事会于2012年9月通过了《档案利用原则》，它为保存档案的各种组织提供了一个大致框架，以便它们用全新的方式着手解决档案利用的问题，期待不久将来能有实质性改变。这些原则将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群的档案利用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化的背景之下，推动2004年发布的“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报告中提议的实施进程。利用原则第一条要求公共及私人组织“最大限度地开放档案”，利用原则第六条维护人权受侵犯者的权利，支持他们为了“维护人权”利用公共及私人组织的档案查找遭受侵害的证据。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档案利用原则》或许能为扫清澳大利亚这一领域内错综复杂的障碍，提供新的解决之道。

要施行这些原则必须彻底抛弃过时的档案观念。档案工作者应当认识到自己在获取“档案正义”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近几年对遭遗忘的澳大利亚人的历史和现状的宣传工作，到2013年宣布成立调查皇家委员会算达到了顶峰。这些努力也迫使澳大利亚民众对档案利用的讨论发生了转变。查找档案不仅是确认身份的关键线索，同时也是虐待罪行和侵犯人权的潜在证据。

结论

“查找与联系”网站进行研究、咨询、内容开发的最初3年，到2014年6月算告一段落。在此期间，项目团队与童年在福利机构生活的人士、支援服务机构、宣传团体和档案保管机构协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以确保网站的设计能满足各方需求。目前该项目将延续至2014年年末，由于工作的性质有所改变，资金也将削减（与之前大量的历史研究和撰写相比较而言）。团队已向联邦政府递交了申请，希望继续为网络建设拨款至2018年年中。还有不少档案全宗需要完善著录；制订前后一致的利用条件和身份证明程序；保护隐私的法规该如何诠释还待进一步探索，有些情况甚至应提出质疑。档案工作者应当转变观念、改善实际工作、推行利用原则，扫除利用和人们理解中的障碍，寻求新的途径，让更多民众能查找利用档案。而档案工作者、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应继续探索各种方式，将分散各处的档案以及其中蕴含的信息集中整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特别是这些文件能为之提供身份认同和自我认识的人群。

澳大利亚福利工作的历史和档案记录处处折射这一人群所遭遇的艰难困顿——欲寻找归属、总不受接纳，痛苦记忆抹不去、想铭记的却遗忘。我们应想方设法理清涉及这一人群文件记录的复杂现状，并将之置于更广阔的背景来观察，以便各方利益相关者都能更深地理解其意义，并且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之下让各方利益相关者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待他人聆听。

（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