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975张京剧唱片入藏市文化艺术档案馆

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二楼会议室，一架古旧的黑色手摇唱片机内端放着一张古老的黑色唱片，唱机手柄被小心翼翼地顺时针匀速转动，唱针跳跃在黑色的胶片上，一阵短暂的嘶嘶声后，缓缓释放出温润如玉、婉转动人的京剧唱段。“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唱片播放的正是京剧大师程砚秋的代表作《锁麟囊》，1941年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聆听大师的原声唱腔，时光流转，万种风情皆在耳畔。

这张唱片的原主人是去年逝世的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作为一位杰出的京剧理论家、评论家兼票友，他毕生收藏的京剧老唱片数量多达975张，基本涵盖京剧各个行当、南北各大流派的代表戏目，皆可谓经典传世之作。2015年11月24日，其子吴煜将这批京剧唱片正式捐赠予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笔者有幸参加了捐赠仪式，得以管窥这批珍贵唱片的不凡身世。

吴小如

吴小如收藏的老唱片——百代片号32542谭鑫培唱片

吴小如老唱片照片

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馆长夏萍向吴煜颁发收藏证书

吴小如部分老唱片展示

“骨灰级”京剧“发烧友”

吴小如（1922.9.8—2014.5.11）原籍安徽泾县，出生于哈尔滨。乃父是著名的大书法家、诗人吴玉如，启功赞其“三百年来无此大作手”。童年时期，吴小如不仅接受了正统国学教育，而且从5岁开始就随家人外出看戏。他第一次看到著名武生盖叫天，是在南京外祖父的家宅里。1932年，吴家迁居北京后又移居天津，更有机会一睹当时京剧名家的演出。得天独厚的世家熏染，使得他与京剧结下不解之缘，读初中时已俨然一名“发烧友”了，超过一周不看戏就浑身难过。

吴小如每周必看京戏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他一生看过1500多场，玩票学过四五十出戏。老年吴小如回忆起年少时的看戏经历，曾笑谈起一桩往事：1939年，他同弟弟去天津的戏院看侯喜瑞的《连环套》。两个男孩坐在楼上，发现楼下的观众陆陆续续离场，可台上明明唱得挺好，兄弟俩十分纳闷。直到章遏云接着上台演《金玉奴》，看见水一点点漫进剧院，他们才意识到发洪水了，但却不甘心离开。等演员唱完，一楼的水已经进了一尺半。兄弟俩花了平日十倍的价钱叫黄包车回家，下了车，大水已要漫过车座了。那年夏天，马连良等一批名角被大水困在天津，演了许多出好戏，这正中吴小如的下怀，他几乎一场不落地看了个饱。

进戏园子现场观摩的机会毕竟不是每日都有，为满足听戏的瘾头，他索性淘来名家唱片用母亲的留声机播放。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便留意收藏起了京剧唱片，以研究的心态反复琢磨唱片，并发展成为毕生矢志不渝的爱好。

凭着丰富的看戏体验和扎实的古文功底，十三四岁的吴小如便在报纸上像模像样地写起剧评来。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吴小如正式寻师访友学唱整出的老生戏，同时开始了戏曲的学术研究，当时报纸上频繁出现吴小如以“少若”为笔名发表的各类评论文章，特别是他写的京剧剧评，理论性和记叙性兼有。二十多岁的吴小如已经成为梨园界小有名气的京剧史论家兼票友。

1949年吴小如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他是俞平伯先生长达45年的入室弟子，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和造诣，被认为是“多面统一的大家”。他在北京大学执教三十载，开设过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中国诗歌史、古典诗词、散文、工具书使用方法等课程，精通文字、音韵、训诂、考据与欣赏，他的学生们说：“无论现在还是未来，这样通的老师再找不出一位。”

他对京剧的独特贡献，在于以治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京剧，著有近百万字的《台下人语》、《吴小如戏曲文录》、《京剧老生流派综说》等作品，与朱家溍、刘曾复并称京剧评论界“三贤”。82岁的前中央戏曲学院副院长钮骠，是吴小如近60年的学生，他评论道：“吴小如经历过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汇聚的黄金时代，而且那时候其他的配角也群星熠熠，是整个京剧艺术整体最勃发的时期。吴小如研究京剧最大的特点，是他见过好角，自己也收藏了上千张唱片，不光是鉴赏，而且研究各个流派在发声、吐字上的特点。”

975张唱片，见证京剧黄金时代

吴小如一生爱戏如痴，耳目所及皆为名家名段，经过他半个多世纪的甄选、积累和珍藏，将京剧黄金时代的名家名段基本收入囊中，这些饱经风霜的京剧老唱片也成为他为世人留下的珍贵遗产。

据专家鉴定，这975张京剧老唱片内容涵盖150多位京剧名家的410出戏目，大都为传统经典戏目，其中有“同光十三绝”之一谭鑫培的早期唱片23张，有最初的京剧四大须生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的唱片184张，高庆奎嗓破后的谭富英的唱片5张，至四五十年代余叔岩、言菊朋去世后的杨宝森、奚啸伯的唱片41张，有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的早期唱片247张。同时，这些唱片基本囊括了四大行档的各个流派，生角有孙菊仙、杨小楼、朱素云、叶盛兰，姜妙香、王凤卿、三麻子（王鸿寿）；旦角龚云甫、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李多奎；净行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刘永奎、裘盛戎；丑角有肖长华等。这些名家唱段串联成了京剧发展阶段的脉络，对于今天的京剧创作、演出、教学和研究具有特殊价值。

民间唱片收藏家邬光业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这批京剧老唱片的价值进行了解读：这批唱片多数为解放前录制的，既有在中国登陆的法国“百代”、德国“高亭”（利喴）和“蓓开”、美国“胜利”等外商唱片公司，也有先后崛起的“大中华”、“长城”、“开明”等华商唱片公司，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清末至民国时期所有知名的唱片公司发行的唱片。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公司所发行的唱片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变化，通过这批藏品也得以充分反映。以大名鼎鼎的上海百代公司为例，起初名为“法商东方百代公司”，在中国找戏剧名角灌音后交由法国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再返回中国销售。唱片以钻针片为主，除第一批唱片的直径为 14 英寸外，其后皆为 12 英寸。唱片上的演员姓名和剧目均由人工刻字，颜色多为白色，字体颇为幼稚；片纹由内向外；位于片心右上方的菱形戳记中用英语刻有产地，片心上方刻有“巴黎百代寰球第一唱片公司”或“百代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基地移师比利时，所以唱片上会注明“比利时制造”。 1917 年，百代在中国设制造厂后，片纹由外向内，片心处开始印有鲜明的红色“雄鸡”商标，唱片说明也由刻字改为贴标签。1930年，百代被英商收购，易名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 制造厂被命名为“中国唱片有限公司”， 钻针片全部为钢针片所取代。“中国唱片业初期销售的最大宗为京剧。百代唱片的每一次改良、变革，在吴老的收藏品中都能找到对应物。所以它们不仅有利于京剧的保护传承，而且对研究中国唱片业的发展也极具参考价值。”

“有一些唱片是精品中的珍品，是吴老这样既了解唱片行情又懂得分辨名家真声的发烧友，在发行量极小的情况下，通过各方关系多方寻来的至宝。”邬光业进一步分析，如编号661、片芯编号为906-907的这张唱片，是著名京剧老生王凤卿的《捉放曹》，为民国初期由德商投资的利喴公司所发行。由于这家公司录制的京剧唱片一般都是名家真声所唱，没有冒名顶替者，所以发行数量极少。再加上王凤卿录制的唱片本就很少，就算有也多是胜利公司所发，而且大多掺杂着他人代录的唱段，所以吴老的这张利喴公司出品的王凤卿唱片就成了稀罕物。据《吴小如戏曲随笔续集》中记载，这张唱片是由他的一位朋友所赠，后又经历一番波折后才被保存下来。

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沈鸿鑫则向笔者重点推介了吴老收藏的谭鑫培“七张半”唱片。谭鑫培是老生名角、谭派艺术的创始人，当年因为他的名人效应而假其之名发行的唱片充斥市场。相传只有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七张半唱片是其原声，计《卖马》、《托兆碰碑》、《捉放曹》、《桑园寄子》、《乌盆记》、《四郎探母》各一张（两面），《洪羊洞》、《战太平》、《庆顶珠》各半张（一面）。据史料记载：“谭鑫培当时尚不知索要片酬，认为灌唱片一则乃应朋友之请，二则也是替自己做宣传，因此坚拒酬金；在这种情况下，百代公司便以‘大土’（上等鸦片）两只赠与酷嗜鸦片的谭鑫培。两只‘大土’不过值银 50 两，而谭鑫培却觉得礼物过厚。”这七张半唱片被后世称为“大师遗韵、菊坛经典”，被吴老悉数收入囊中。沈鸿鑫表示，除了谭鑫培的原声唱片，在上海成名的汪笑侬的《马前泼水》《孝妇羹》，王鸿寿的《徐策跑城》《扫松下书》以及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的唱片也都极为少见。

幸存至今，终得理想归宿

吴小如过世后，这975张古董级唱片落户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可谓因缘巧合，适得其所。

该馆馆长夏萍说，20世纪的第一个50年，是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著名的“四大名旦”、前后“四大须生”都产生于这个时期。但是，很多京剧名家也都凋谢于这个时期，后人欣赏他们的艺术，只能靠他们当时留下的一大批老唱片了。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技术的进步，这些老唱片也逐渐散失湮灭，大部分变得不可考，为后人欣赏、学习前辈名家的艺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原有唱片近万件，但从结构上来说比较零散，而吴老的这批唱片具有很高的系统性和史料性，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丰富和优化了该馆馆藏。

笔者问及这批唱片进馆后的用途，夏萍馆长说：“吴老的唱片比较全面地涵盖了京剧繁荣时期的发展历程，得之是我馆之幸。所以我们考虑要将其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不是简单的归档、束之高阁。目前中国唱片总公司建立了老唱片数字资源库，对包括百代系列在内的一些老唱片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吴老的这批唱片我们将尽快整理，一方面进行资料汇编，另一方面与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合作，将百代之外的唱片进行数字化保存，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向社会提供利用。”

吴小如先生之子吴煜透露，曾有多家单位（包括中央级的研究所）有意向接收其父的唱片，而他之所以选中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正是基于对向社会提供利用这一理念的认同。吴煜说：“我十五岁去黑龙江插队，一去多年。父亲过世后，留下一屋子的书和唱片。我与太太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整理唱片，逐件拍照、写说明、编制目录。我们虽然是京剧的门外汉，但明白这些唱片不仅是父亲一生的挚爱，而且是于国于民有价值的宝贝，所以一定要给它们寻个理想的归宿。父亲的遗愿是希望完整保护这批唱片，不要失散；我再给加上了一条，那就是希望对它们进行开发利用，让社会公众收益。多方考察下来，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是最合适的。另一方面，我在上海定居已三十多年，让这些唱片留在同一座城市，感觉更踏实。”

获悉吴煜的捐赠意向后，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派人赴京查验唱片实物，惊喜地发现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唱片完好整齐地排列在特制的木柜中，除了纸质片套比较脆弱，唱片本身保存得非常完好。对此，吴煜说了一段颇为惊险的故事：父亲住在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楼，“文革”期间那里是重灾区，几乎无一家能避免抄家，父亲的很多书籍都被抄走了，唱片自然也逃不过“红小将”的“法眼”。但是唱片装在唱盘柜里颇有份量，第一批来抄家的红小将们搬起来嫌重，就又放下了，给贴上了封条，后来者看到封条也就作罢。父亲后来下放，“文革”结束后返家，发现封条纹丝不动地贴着，在它的“庇护”下，这批唱片幸运地躲过了劫难，一张也没有遗失和损伤。

北京与上海相隔千里，如何将数量众多的老唱片安全运回上海，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为此制定了多套运输方案，最后与中外运公司达成合作。在运输包装上采用先装袋的方式，配合防震材料隔离将唱片立放于纸箱中，纸箱内底部及四周侧立面均用PE板衬垫来减震缓冲层，并完成最后的唱片装车工作，再将纸箱装入定制的外包装木箱，木箱内底、四周及盖均衬垫PE板缓冲减震层，最后用绳索固定木箱。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包装、运输，经历了26个小时的车程后，将老唱片完好地运抵上海。

“这些唱片荟萃了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创造的精华，也是吴小如教授长期研究京剧艺术最直接的音像档案。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唤醒留存在唱片上的时代记忆，让古老的艺术档案焕发崭新的生命。”夏萍馆长说。

（张晶晶）